彭兰教授在第五版《网传》里为这个知识点重新写了一个新章节（只能说必考）

  ◼️ 正是因为“太阳底下从没有新鲜事”，就算是一个看起来「全新」的知识点，其实也不过是一切曾经发生与即将发生的验证罢了，在开始讲解之前，或许能容我引经据典一番，谈谈这并不新鲜的故事：

  ◼️ 1448年，德国匠人古登堡发明了他独特的印刷术，包括印刷机、油墨、金属活字等在内的一整套印刷术，同时建立了西方的第一个印刷所，印刷出了第一本「古登堡圣经」。至此之后，文化的远距离传播便成为了可能，后人去追溯历史之时无不感叹不久之后发生于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重要的推手之一就是「印刷术」，是印刷术让宗教走下神坛，让民主的观点深入人心，也是印刷术让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能漂洋过海，在全世界内埋下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种子。

  ◼️ 1688年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保障了议会和人民的权利。以此催生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也随时带来了市场扩张的可能性——于是1765年哈格里夫斯的“珍妮机”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85年，瓦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的投入使用，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蒸汽时代”——而在蒸汽机、搭载了蒸汽机的火车、轮船与印刷机的推动下，世界开始慢慢地连成一个整体，比大航海时代更迅速的资本扩张与侵略拉开了全球化的第一步，人类进入了历史中的第一个“大变革”时期：民主在全球开始慢慢地权力、资本扩张打开了更多的市场、西方文化随着机器印刷开始向世界传播。

  ◼️ 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1870年以后，由此产生的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应用于各种工业生产领域，促进经济的逐步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至此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得以确立，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的资本集团为了拥有更大的市场占有率而开始做大规模的兼并，垄断组织和垄断资本主义慢慢的出现、世界殖民政治体系开始确立，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化体系也随之建立。同第一次如此的相象，人类历史毫无疑问的进入了第二次大变革时期。

  ◼️ 21世纪初，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都在论证，冷战终结和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漫长的和平”，这样漫长的和平，也的确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黄金年代：千禧年的钟声敲响之际，网络技术裹挟着网站、网页社交论坛、移动社会化媒体一个又一个的闯入了人们的生活，偶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创造出了人工智能、大数据、沉浸式、5G、区块链、脑机接口、元宇宙技术——人类随之进入了“互联网”乃至“虚实交融的元宇宙时代”，以技术为驱动的资本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获得持续影响力，技术驱动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变革，也创造了建立在虚拟空间之上的新生态。

  ◼️ 同过去两次如此相像，稳定的社会环境孕育了技术发展的可能性， 而新技术以其摧枯拉朽的创造力，在连续不断的新发明与新创造之中，不断致使人类社会迈入全新的阶段——人类社会从古代买入近代，又从近代迈入现代的一次又一次转折中，技术毫无疑问的成为了那个最重要的驱动力，也是蒸汽机、电气与网络技术的创造性，带来了人类社会无限的发展与无限的可能性。

  ◼️ 阅读历史之时我们常常想象工业革命与世界发展之盛况，殊不知此时此刻的我们也恰恰身处其中，见证并感受着又一次巨大的历史变革。

  写到这里，我想铺垫已经足够多了，我们也已明了此时此刻我们所身处的社会环境，就与几个世纪之前的「工业革命」时期是如此的相似：平稳的社会环境孕育了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而技术的蓬勃发展又不断的催生出新的可能性——这样的变革在过去叫做「工业革命」，在今天又被无数学者与研究者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变局」。

  如果要对这场变局做全面、深刻的剖析，那么「技术」，或者说更准确一些：数字技术——就成了我们绕不过去的、必须正视的重要驱动力。某一种意义上，数字技术创造出了数字媒介，创造出了我们当下几乎已经习以为常的智能手机、社会化媒体、平板电脑等物理的或虚拟的、硬件的或软件的新媒介，也正是这些媒介不断的赋予每一个媒介使用者（我们）以权力和可能性，让我们得以通过媒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没有一点时差和延迟的进入虚拟空间之中，瞬间获取天下之事，又可以与任何人快速连接，建立虚拟关系。

  这放在一百年前，人们想都不敢想——而今天不仅敢想象，甚至已经对此习以为常，并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稀疏平常的一部分，全都依赖于「技术」-「媒介」的作用：

  即技术能带来的一切可能性，即技术正在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即技术是驱动社会变化的底层逻辑和动力，即技术正在成为社会变化的「行动者」，驱动着人类社会从现实物理世界逐步走向虚实相融的新生态。

  在着力探讨这 番「技术的可能性」之时，研究者们找到了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在1979年出版的《视知觉的生态学方法》 中阐述“可供性理论”——吉布森认为，可供性是指在环境中可获得的行动可能性。具体而言，环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会变化的，如果在其生态学领域举个例子的话，大海就是大海，它是不变的客观环境，但人类与海洋生物却可以在大海中获取不同的功能——比如于海洋生物而言，大海是他们栖息的家园、于日本人而言，大 海是排放核污水的天然垃圾场；于其他人类而言，大海是地球ECO的重要环节，也是很多生存性资源的提供场所——简而言之，自然环境的可供性意味着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它可以导致行为，也可以限制行为，这层思路，也就 搭建起了可供性的理论基石。

  那么当传播学研究者们找到了吉布森「可供性」理论之后，随之发现其实技术、社会与人之间也恰恰是这种可供的关系：今天的技术越发的嵌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像媒介环境学派所研究的那样，技术就是社会环境、就是客观环境和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不同的个体对于技术有不一样的使用方法，也会促使技术展现出不同的功能——在这样的视角下，技术、社会与人就不是单纯的技术决定社会、或者社会决定技术的二元互构关系，而变成了技术与人的一种功能性平衡：

  具体而言，即技术也不过是社会生态系统运作中的一个要素，就像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要素一样，不断地在社会系统性运动中与其他要素相互互动与相互影响—— 将“技术”作为行动主体引入可供性构成的技术可供性一词实则也是在强调技术在社会环境中潜在的行 动与创造的可能性，在主体与功能层将“技术-行动者”这一逻辑带入社会研究中，以强调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在驱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

  2017年，潘忠党将“可供性”概念首次引入中国传播学界。潘忠党将当下新媒体的可供性分为三部分：信息生产的可供性（包括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社交可供性（包括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移动可供性（即在时空点上的自由度，包括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可兼容）。各类媒介平台或应用形式都可以依据这三种可供性的维度加以区分。同时将此作为评估“新媒体”之“新”的程度，即“在三种可供性上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潘忠党对媒介可供性的划分成为中国传播学者进行可供性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

  而彭兰教授沿着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基石，以及潘忠党教授对「技术可供性」的定义，重新书写了《网络传播概论》的第二章，沿着第一章「技术的历史发展与人类的历史发展」的逻辑，直接提出了「技术可供性」的概念，认为第一章中所谈及的历史发展与变革的根本动力，实则就是技术所提供与所创造的，是技术的功能性和可供性共同决定的。

  于是「技术可供性」这个词，也就成为了《网络传播概论》（第五版），甚至能够说是今天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基础性概念——正是因为技术具有可供性（可能性），所以才能创造出今天复杂的、多变的、无限可能的、持续不断的发展的互联网社会。

  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网络交友、在线教育、电子支付、微博围观、直播购物、王者峡谷散步、微博伸冤——这一切，都是技术的可供性所创造出的，网络社会的可能性。

  【可供性综述】该部分内容是我对彭兰教授《网络传播概论》第五版第二章，技术可供性几大核心视角的整理与分析：我们大家可以认为 当前传播与社会视角中关于技术可供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技术带来的时空、关系、资源、权力、生产可供研究，以此重塑技术与社会互构的理论合法性（技术可供性研究方法的语料）。

  【押题综述】上述提到的五大视角不单单是学术研究视角，更是我们去理解可供性这个概念，并且在面对「何为技术可供性」「技术可供性会给社会传播带来何种影响」「谈谈你对技术可供性的理解」「技术可供性怎么样影响新闻传播」等可能的考题的直接答案构建——我们一定要让彭兰教授的「答案之书」，发挥出真正答案的价值。

  彼得斯曾提到基特勒及麦克卢汉的一种观点：“媒介之研究”（media studies）应该成为意义更广泛的“研究之媒介”（media of study），这个观点直接的回应了在传播学百年之际，当代传播学所遭遇到的学科内在合法性的困境——传统的大众传播学已然衰落，旧的逻辑老去的同时新的框架和范式尚未建立，而如若想要逐步框定当代传播学 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式，就必须不断打破传播学自大众传媒研究开始就建立起的内在藩篱，将传播无限的融于社会结构与人文社科，将传播学的边界无限的外延。于是媒介学、技术可供性等研究的出现，便意味着学科自我研究方向的调整，和范围的革新。

  新媒体技术的可供性，不只取决于技术本身，还取决于使用这一些技术的人。从这个方面看，新媒体技术的可供性既涉及专业媒体，也涉及用户或非媒体机构等不同 类型的使用者。可供性的变化，不仅对公共内容生产与传播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对公共内容消费、媒介使用等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导致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之间的界限日益淡化，即传播的融合化。可供性的研究，也需要基于多主体、多层面、融合性的视角。

  ◼️ 分权一再集权一权力中心更迭：权力维度的可供性变化及其影响（数字技术带来的权力的可转移和可流动）：

  当一个平台形成中心地位时，由于马太效应，其他同类型应用对它形成挑战越来越难，中心性平台会慢慢的强势。但当技术应用走到新的阶段时，这种权力格局会被打破，新的技术会带来新一代的平台，用户也会随之向这些新的平台迁移，新平台可以较快地瓦解旧一代平台的中心地位。新媒体技术的快速更迭，也代表着传播权力中心有较大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本质上，也是技术的可供性所创造的可能性，是现代流动性在平台结构上的体现。

  ◼️ 重构、新生产与冲突：空间维度的可供性变化及其影响（网络与虚拟空间的多元化与多功能）：

  传统媒体的生产机制、传播渠道与模式，也建构了相应的信息消费与生产空间，而新媒体却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这些空间的重构：

  （1）信息消费空间的重构，共享性空间瓦解私人化空间——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常说的前台与后台的交融，个体不断地暴露在前台之后，而后台的私人空间逐步被技术渗透、瓦解。

  （2）信息生产空间的重构：信息生产的空间也不再局限于媒体内部空间，而是不断向外部延展。人类能在自己的家中、在新闻发生的现场，或者在其他各种空间，参与公共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空间的开放也是权力分化的具体体现；

  （3）多重数字空间的生产：网络在挑战传统的信息消费与生产空间概念的同时，也构建了全新的数字空间。数字空间一开始被认为是纯粹虚拟的，但技术的发展，使得现实线索不断进入数字空间，数字空间成为现实空间的多重映射，未来还将出现现实与虚拟交融的全新数字空间；多层面的数字空间本身也是媒介空间，直接影响着各种传播活动——包括现实与虚拟关系交织的数字化社交空间、作为“拟态”地理空间的数字空间、虚实空间相融的数字空间。

  ◼️私人化、分化、交叠：时间维度可供性的变化及其影响（媒介时间的可掌控）：

  在媒介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现代社会，人们往往会感知到两种时间: 一种是在现实里的时间，或者说自然时间，这种时间始终如一地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行进，人们无法对其进行任何控制;另一种是媒介空间在进行内容呈现时所建构的时间，即基于媒介内容而形成的时间轴，这种人为安排的时间虽然与现实时间有着关联，但未必是同步或同构的。

  媒体建构的时间轴上的内容也是公共性的，媒体时间也成为一种能吸引大众注意力的公共资源。社会化媒体的持续不断的发展，使用户可以在自己的账号里建立起私人化的时间轴，这也是一种媒介化的时间，人们既可以在自己的时间轴上转发公共信息，也可以记录自己的活动与状态。这种私人化的时间轴，也是公共信息与私人信息交织、现实化生存和数字化生存混融的时间轨迹。

  这既是卡斯特言明的网络社会的无时间之时间，也是技术的可供所带来的时间的个体化与多元化。

  无论是对于专业的内容生产机构，还是对于普通个体，网络时代都带来了内容生产方面的 资源可供性的扩展，其中数据在内容生产中的作用也慢慢变得突出，甚至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源被媒体认识与利用——当数据成为了资源，技术就成为了提供资源、促进交换的重要中介，技术的可供也同时带来了信息资源的价值化。

  而对个人来说，当自身数据变成一种资源时，这些资源也会被平台等机构占有或掠夺，个人隐私被侵犯的风险也在加大。

  ◼️ 从连接到连通/断连：关系维度的可供性变化及其影响（关系的多变与连接）：

  网络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关系的连接，新媒体技术提供了多种方向的连接可供性。这不仅仅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指内容与内容之间、人与内容之间、人与服务之间等其他关系。对网络中的各类关系来说，在连接前提下，是走向连通，还是走向断连，都取决于很多因素。连通未必总是好事，断连也未必都是坏的。如何更好地判断不同情境下连通或断连的价值，让谁掌握连通或断连的控制权，都是在连接这样一个新可供性下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也是技术可供性所带来的无限可能中，人们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文本一多媒体一沉浸式体验:体验维度的可供性变化及其影响（体验的多元）：

  传播的体验不仅影响到人们与信息的关系，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模式与思维能力。网络时代也产生了数字化的多媒体艺术，它们带来了不同于文字、传统图片或影像的新叙 事方式和思维模式。在数字化的前提下，各种艺术元素的拆解、拼贴、重构变得轻而易举，数字技术也可以制造大量超现实的、非现实的视听效果。更重要的是，计算机程序和数据本身的逻辑也能成为创作的逻辑，计算机语言的元素性带来了艺术的革命性，用户也由此产生了全新的艺术体验。

  【总结】当前对技术可供性的探讨实则是人文学科，包括传播与新闻学科范式革新的征兆。对于新媒体可供性在传播领域的体现及影响的研究，让我们意识到，新技术带来的可供性变化，既体现为人的机会与能力的增加，也体现为相应模式、思维、行为等的变化。人对新机会的理解与利用能力、思维与行为调适能力，决定了他们在全新的传播格局中的位置，无论是对于机构还是对于个人而言都是如此。当新媒体技术的可供性深刻改变了传播实践时，传播学科也面临着一次再出发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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